从首都机场T2到T3航站楼，无论你来还是不来，广告无处不在。
候机厅、出发大厅、安检厅等地方安装的液晶电视系统全天滚动播出电视广告，这些人流密集的区域还布满了数码刷屏广告、滚动灯箱及LED等广告载体。出了航站楼，一根又一根的巨大广告牌竖立在机场高速两边，有的上边还标着大大的“招商电话”。
两年前，这是另外一番景象。为了迎接奥运，北京市城管部门从2007年开始陆续强行拆除北京户外违规广告牌，当时首都机场高速和交换线上被拆得几乎一根不剩。
在很多时候，这些来历不明的广告牌几乎一块就承担了背后一整家公司的全部收入来源，所以当时很多广告公司为了阻止强拆，有的爬上广告牌再也不下来，有的跪成一团不让拆。当时倒闭的户外广告公司不计其数，即使是当时一家规模较大的伊人广告公司，拥有机场高速上的众多资源，在北京的户外广告市场颇有影响力，亦在当时退出市场。
目前任职于中航工业下属一家广告公司的郭维（化名）也亲身经历了那场风暴，其公司当时一共被拆除了20根单立柱。郭维亲眼见证了这些当初被强拆的广告牌，现在又怎么一根根被重新竖了起来。它们当中，有的有合法身份，有的依然来历不明。
出局者
对户外广告来说，奥运是一场灭顶之灾，上海世博、广州亚运亦如此。对于这种盛事，此时破坏城市的天际线以及造成的视觉污染，是不能够被容忍的。当然，其他时间，似乎例外。
这些被拆的广告牌中有很多来源到现在都是个谜。
按照北京市户外广告设置的有关规定，公共场所户外广告设施使用权应采取招标或拍卖的方式出让。对于违规违章的户外广告，由各级城管执法部门进行查处。
当时顺义区城管大队为清理机场高速路收费口500米地方的诸多单立柱，逐一联系了它们的广告公司，却得到了令人费解的答复。强拆活动进行时，北京电视台曾录制了一个相关节目，这样的对话发生了一遍又一遍：
“您好我们是顺义区城管大队，你是不是在高速路旁边建了一个高杆广告？”
“没有没有不是我们，我们没建您找别人吧。”
“可电话怎么留的是你们？”
“不是吧 ，我是新来的我不知道。”
为什么没有人认领呢？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违规广告牌不光要承担5万多元拆除费用，还将面临最高10万元的罚款。但上述中航工业旗下广告公司的郭维称，2002年-2006年是北京户外广告的一个鼎盛时期，因为市场没有规范进行统一规划统一招标，当时各种名目的户外公司一度多如牛毛。
这些公司中，大多数是与广告牌所在区政府关系密切，政府给批了一两块牌子后，公司便成立起来，因为批示的成本极低，卖价又高，所以只要能卖出一根单立柱就足以支撑整个公司的收入。
国内最大的公交媒体广告公司白马广告一名资深人员称，其实业内都搞不清楚每个牌子背后真正的拥有者是谁，有时候一块牌子后边就有一段“故事”，但大家都知道，能拿到牌子的一定都跟当地“有很硬的关系”，牌子拿到手之后，他们也不公开招募广告主，一般都是私底下通过朋友卖。
这些一度昌盛后因奥运倒闭的户外广告公司中，有一家广告公司的户外广告被清理之后，已经签的广告合同不得不提前终止，老板只能把钱按月退还给广告主，公司20多员工全部改行做了别的项目。清理之前，公司在机场路有大概三块广告牌，一块广告牌本身的成本约几十万元，而销售额每块在300多万元，高的能达500万元，除去运作成本也有40%的利润。
自2007年全面专项整治大型违规户外广告以来，截至2008年10月，北京城管部门共拆除主要道路大型违规户外广告1015块。
机场内的广告也因为奥运被进行了一次“清洗”，结局却与户外广告大相径庭。
作为申奥条件之一，按照惯例，举办城市的机场、街道等被禁止发布非奥运赞助商的广告。
航美传媒董事会主席兼CEO郭曼称，机场内传统广告运营商当时的收入反而是增加的，因为奥运赞助商对灯箱等传统媒体的需求非常大，经过奥组委、首都机场、运营商的好几方谈判之后，卖给奥运赞助商的价钱往往还能高于平时报给普通客户的价格。
像航美这样的电子媒体运营商，因为经销的是全国性网络，当在北京不允许卖给非赞助商客户的时候，也会影响到在上海和广州等地的销售，当时一部分机场内的电子媒体只能转播奥运会，但因为飞机上的机载电视广告没有受到限制，所以当时航美好多广告被往航线上安排。总体来说，航空媒体运营商在当时不但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在大体持平的基础上收入有一定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