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上海 资深媒体人）
我居住的上海市不久前根据国家的统一规范将市域内所有高速公路的名称和编号全部改换了一遍，例如，原来的“沪宁高速（A11）”变成了“京沪高速（G2）”，“沪杭高速（A8）”变成了“沪昆高速（G60）”；而原来的“郊区环线（A30）则变成了“上海绕城高速（G1501）”。
对这次高速公路的“改名”，本地媒体在之前和之后都花不少力气向读者作了详尽报道，并提供信息服务。其实，“改名”一说是不确切的，正解应当是高速公路“正名”。因为这一次是希望用一种比较科学合理的命名和编排方式对全国的高速公路作一个梳理，好让来自不同省市的司机一目了然。在过去20年里，中国的高速公路快速发展，眼下已经织成了一个日趋细密的全国网络，这么做显然是可行且非常有必要的。从国际上看，别说是一国之内，欧盟就已于前些年在整个共同体内完成了公路名称、编号甚至汽车牌照格式的统一。
可以想见的是，“改名”之初一定会引起许多不适乃至混乱。在过去几周内，我们频繁地看到，在上海高速公路的整齐划一的新名称和新编号牌下面，新添了无数晕头转向的苦恼司机，其中不乏驾龄相当长的老司机。
媒体于是纷纷批评相关管理部门办事考虑不周，甚至以“不负责任”、“官僚主义”之类激烈言辞抨击管理方。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意见是：高速公路“改名”应当有一个过渡期，在过渡期内，新旧名称和编号的标志牌应同时使用，待新的名称和编号广为人知以后再将旧系统全部撤除。看得出来，管理部门愿意从善如流，他们很快便悄无声息地做出了一些补救措施。
然而我却一直隐隐感到，路牌的更换纵然会在一段时间内对市民造成不适和混乱；而预防或解决的方法，也用不着费脑筋多想；个别官员心不在焉、不负责任当然是完全有可能的，但若说偌大一个上海交通管理部门竟然会连这一点都考虑不到，以至于事先没有任何措施，在逻辑上无论如何说不通。
我一点也不想为有关部门及其官员辩护，但我猜想他们不愿意像舆论批评的那样把工作做得更细一点，而是非常简单化地用“G（国）”、“S（省）”覆盖掉原来的“A”了事，很可能是因为其内心隐隐地认为，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可能出现的扯不清的麻烦。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国家”就是一切；“全国统一”之类是神圣不容侵犯的信仰。因此在象征着“全国一盘棋”的“G”和“S”后来拖上一个“A”，总让人不免心虚。再说，万一其他省份都没有这样双重标注的先例，独独上海搞这样一个“特殊化”，岂不更加刺眼？
换句话说，相关部门即使料到日后会遭司机骂，也不愿意在“广大人民群众”尚未提出强烈要求之前先把工作做到位。因为“官僚主义”、“不负责任”之类的罪名，比起“不顾国家统筹安排另搞一套”来说，算不得什么，后者才是任何一个哪怕再大的官员都承受不起的。万一这中间还夹缠着某些特别的政治目的，那就更加麻烦。
我之所以这么分析是有依据的。大约4、5年前，上海有人提出过一个“传承上海话”的口号。大意是说：现在上海的年轻人都说不好标准的上海方言，而后者毕竟是一种有价值的地方文化，需要保护和传承。怎料到这句话竟然遭到了舆论一边倒的批判，有不少甚至直言不讳地将“上海话”与“普通话”视为一双对立的政治概念隐喻！真实的情况是，“传承上海话”只是这句完整口号的下半句，它的上半句是“推广普通话”。
按照这类批判者的逻辑，只有每个中国人都说同一种话，持同一种观点，朝同一个目标努力，他们心目中的“国家”才会成为一个令人满意的国家。可是我却想说，如果一个国家里所有汽车都是同一个厂家（或许多厂家按统一标准）制造的同一种产品，以统一的步调行驶在统一标号、统一规格的高速公路上，窗外能够看到的都是统一的风景……那么，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就会非常渺小甚至消失，那就是“人”。
